内容与形式的双向开拓

摘要: ■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 ■不可否认的是长篇小说产量每年都在增长,精品却并不见增长,这是当前创作的困境 ■“纸上得 ... ■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 ■不可否认的是长篇小说产量每年都在增长,精品却并不见增长,这是当前创作的困境 ■“纸上得来终觉浅”,作家需要摈弃浮躁的心态,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从从容容下笔,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不愧于新时代,不愧于个体和民族心灵的大作 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延续了繁荣的态势。在由《长篇小说选刊》主办的“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评选中,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孙惠芬的《寻找张展》、张翎的《劳燕》、李佩甫的《平原客》、关仁山的《金谷银山》5部作品榜上有名。这个金榜具有风向标的作用。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政治领域的反腐倡廉,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深入贯彻,本年度长篇小说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这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城市题材强势崛起 城市表述走向深广 首先是城市题材的小说强势崛起,乡村叙事主流地位受到撼动。当然,这个变化一直在进行,只是近几年日益变得突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车道。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7.35%,而1999年仅为30.89%。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成为拉动中国发展的三大驱动力。中国正在进入名副其实的城市社会,如何表述这些庞大的城市,成为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个迫切的命题。城市的急剧膨胀,在塑造一代人的人生观;城市文明所彰显的人际关系、道德观念、消费理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迥异于乡土文明。2017年问世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互渗中展开。红柯在《乌尔禾》《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等小说中,一直在以一种浪漫的笔调,用燃烧的句子书写新疆,致力于在西部发现现代人久违的灵性与诗意。他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第一次写到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吴丽梅和徐济云是一对恋人,分别代表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文化形态,徐济云陷入了城市的名缰利锁中,精于算计、功利,与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吴丽梅的自由不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丽梅身上的神性之光,就如同沙漠深处的红柳一般,是太阳深处的火焰。而徐济云虽然是博导、学科带头人,但内心深处如同冰窖一般寒冷。吴丽梅和徐济云这一对恋人的分手,是城与乡的某种对立,也预示着两种文化在精神维度上可能的分野。 李佩甫从《羊的门》开始,经过《城的灯》,再到《生命册》,构成了一个中原大地的谱系。有意思的是,李佩甫的写作视点一步步向城市挪移,《平原客》基本上就以写城市为主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既是反腐,也在认真探寻城与乡的关系。作家想追问的是:一个农村人进城做了高官之后,广袤的中原大地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一旦背弃了大地,他的堕落是必然的。徐则臣对北京这座城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跑步经过中关村》开始,他的《耶路撒冷》等小说的视点没有离开过北京。他的《王城如海》干脆把北京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表明了徐则臣的雄心,他想把北京这个城市放在世界的坐标中并与之对话。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虽然隐藏在光鲜浮华的城市面孔背后,却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基座。尤其是小说中弥漫着的令人窒息的雾霾,是城市文明的隐喻:不仅是生态上的,也是灵魂上的。 旅居上海的作家陈仓的《后土寺》,写的还是农民进城的主题。陈仓自2013年起写了20来部以进城为题材的系列小说,书写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冲突,致敬“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北京作家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 以充满奇幻的色彩虚构了一个城市――离忧城。整部小说中环保、游戏、科幻互相混搭。离忧城是乌托邦,更是对现实城市生活的真实反映,里面呈现的利益和道德的冲突,以及对人性恶的审视,是我们当下城市生态的映射。许多年来,作家就在写乡村的衰败,城市肆无忌惮的扩张就意味着乡村的退缩、衰落。优美的田园已然消失,乡村不再是净土,城市庞大的影子已经覆盖了过来。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也有不少笔墨书写工业化时代生态环境的恶化。李佩甫的《平原客》也不惜笔墨描写了干涸的池塘、消失的植物、疼痛的树木、污染的空气,表达了内心之疼。 正是因为着力于探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才显示出独特性。关仁山自《天高地厚》开始,一直紧紧贴着北方农村的生活现实写作,其后问世的《麦河》《日头》也是如此。关仁山关注农民的命运,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塑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农民英雄,这本身就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悲壮色彩。《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本来是在北京打工,但是他毅然回到贫困的家乡白羊峪,克服各种困难,带领村民致富。范少山喜欢《创业史》,喜欢里面的梁生宝。从梁生宝到范少山,这是一个英雄的谱系,尽管时代不同,精神血脉却是相通的。 对现实的观照持久深入 历史战争题材还待深掘 其次是对现实的观照与批判力度与以前相比更加持久与深入。随着现实中反腐倡廉取得辉煌战果,作家们显然受到了鼓舞,创作了一大批反腐小说。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出版后好评如潮,同名电视剧热播,更是家喻户晓,将反腐小说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李佩甫的《平原客》 也是写官场腐败。与周梅森不同的是,李佩甫把一个学者型官员如何成为阶下囚的故事,放在自己的平原系列长篇谱系中去,放置在厚重的中原大地上,在如此大的背景下书写腐败,更有精神文化的深度。省级高官李德林从乡村到城市,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宝座,由城市、权力诱发的人性的贪婪,使他走向了毁灭。李佩甫在小说里不露声色地表达了试图用乡村朴素的道德来拯救灵魂堕落的愿望,那一句“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在文中反复出现,就是这种拯救的声音。李德林“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麦地边上,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坐着,倘或说这是在与小麦对话。……这是他人生最惬意的时刻”。与麦地的对话,就是与乡土的对话。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传统道德并没有拯救这个异化的灵魂。此外,杨少衡的《风口浪尖》、钱佐扬的《昙花》也写了高官腐败。有些作品写到了教育、基层的腐败。如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将笔触伸向高校,他用冷夸张的漫画式笔法,叙述了渭北大学所谓的名教授徐济云如何在学术界如鱼得水、呼风唤雨,揭露了其中的学术腐败。而民间最有才华的艺人被淹没,进入皮影艺术研究院的所谓大师名不副实,成为阻碍皮影艺术发展的绊脚石。写基层腐败的作品主要有马笑泉的 《迷城》、李骏虎的《浮云》等。 这一年度,表现战争历史的作品有了新收获。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叩问也是对当下现实的呈现。战争不仅关乎民族国家大义,更能考验人性。人性与人情在战争的环境里,更能迸发出耀眼的火花。2017年出现的一些表现战争历史的长篇小说,令人眼睛一亮。严歌苓的《芳华》,写的是部队文工团生活,里面对战争的反思,隐约有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的影子,令人掩卷深思。张翎的《劳燕》与范稳的《重庆之眼》都是写抗战的作品。《劳燕》保持了张翎的《金山》《余震》的一贯水准,写的是一个女人在抗战期间与三个男人之间的复杂纠葛。战争的酷烈、人物命运的曲折、人性的拷问纠结在一起。《重庆之眼》写的是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的旷世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揭示了重庆大轰炸给人们带来的剧烈伤痛。范稳以他一贯驾驭大题材的气魄与实力,将这段历史写得惊心动魄。表现战争的优秀作品还有赵本夫的《天漏邑》、叶兆言的《刻骨铭心》等。然而,可惜的是,中国的战争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比,往往止于战争,始终缺乏更大的视野,反思的力度不够。 文化意识满溢长篇 知识叙事渐成风潮 此外,随着一批学者型作家的崛起,文化意识愈来愈弥漫在长篇小说中,知识叙事渐成风潮,这使得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有了哲理的深度,使文本能够更好地承载深邃的思想,弥补重直觉感受的汉语文学本来就缺乏哲理思辨的不足。批评家李国平认为,2017年的长篇小说“知识性写作成为一个特点,《劳燕》《重庆之眼》《好人宋没用》都有附注,《梁光正的光》有谱系,《太阳深处的火焰》知识感也比较强,好多作家都是在具备了扎实的知识功课的基础上进入长篇小说创作的”。对知识叙事的偏好,还有乔叶的《藏珠记》,里面有大量的烹饪文化,刘庆的《唇典》里也有浓郁的萨满文化。 我认为,就小说的文化意识而言,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徐兆寿的《鸠摩罗什》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融进叙事情节,从而为长篇小说构筑了一个精神制高点。《太阳深处的火焰》 是在为中国传统汉文化进行寻根。小说融合了皮影、秦腔等民间艺术,以及少数民族古歌、神话传说等文化因素,王磊光认为这是一部“文化批判小说”,因为“从文化层面看,则写到了塔里木盆地的日常生活、西域文化、少数民族的历史、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经典文学艺术……故事元素与文化元素交织”。的确如此。如太阳般热烈、自由不羁的西域文化与关中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成为这部小说的精神基座。 学者型作家徐兆寿的《鸠摩罗什》是一部精神之书。这是一部高僧的传记,是传记体长篇小说。《鸠摩罗什》行文闳放、瑰奇、雄辩,呈现了鸠摩罗什不可思议的传奇一生。小说里异象、预兆纷呈,是魔幻也是现实,是历史也连通现在与未来。更为精妙的是,作家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佛学为立足点,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进行学术对话。整部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对佛教精义的阐释和故事叙述有机融为一体,特别是关于佛学、关于信仰,乃至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论辩,尤为精彩。如此看来,长篇小说不仅仅是叙事的,还是用来考辨的。尤其是深深扎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辨,为我们构筑了精神的高原。 回顾2017年的长篇小说,不可否认的是产量每年都在增长,精品却并不见增长,这是当前创作的困境。有高原,没高峰。特别是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叙事上存在着模式化倾向。究其原因,批评家雷达认为,一些写实作家没有处理好与社会新闻的关系,“有的是把新闻事件直接搬进来,或者是对新闻元素没有很好地化解、融合。”根据材料写作,当然也可以写出大作品,但是缺少真切的体验终究难以写出振聋发聩之作。“纸上得来终觉浅”,作家需要摈弃浮躁的心态,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从从容容下笔,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不愧于新时代,不愧于个体和民族心灵的大作。

长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应当更加开阔、深厚、多样、完整,具有更强的普遍性、概括性,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悠远的历史感来。

叙事形式;长篇小说;作家;人类命运;作品

岁末年初,向来是文学界“阅兵点将”的时节。各类佳作盘点、好书排行榜纷至沓来。文学作品的梳理、创作动向的评析不仅惠及读者,更为文学伴随时代发展的新气象勾勒了反思与展望的图谱。

引言

能够代表文学整体质量与作家水平的长篇小说是每年文坛关注的焦点,2017年的长篇小说题材繁多而丰富。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孙惠芬的《寻找张展》、梁鸿的《梁光正的光》等在时代与个体的缝隙中展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陆天明的《幸存者》、赵本夫的《天漏邑》、李亚的《花好月圆》、陶纯的《浪漫沧桑》等从历史深处沉静回望;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芳华》、范稳的《重庆之眼》、徐贵祥的《对阵》等在战争题材的书写中继承与创新。李佩甫的《平原客》、乔叶的《藏珠记》、徐则臣的《王城如海》、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等将笔触向城市社会的纵深中掘进。

长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应当更加开阔、深厚、多样、完整,具有更强的普遍性、概括性,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悠远的历史感来。长篇小说逐渐走向了多样化,也在逐渐地现代化,但现代长篇小说的最大特征,在于它的理性,创作可以按照理性的逻辑去运作,作品也往往是以理性的力量来吸引人、征服人。这就必然要求作家建立自己的思想堡垒、强化自己的理性思维,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暴露了我们的作家思想资源的贫乏。有些作家生活积累较为丰富、厚实,但却不能把庞杂、混沌的生活材料去作理性的归纳和提升,因此表现在作品中就变成了生活的“展览图”和“大杂烩”。有些作家生活感受强烈、艺术想象活跃,具有较强的“探索”能力,但如果这种探索没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没有强有力的理性引导,其探索就容易滑入左道旁门。

各类主题的长篇小说涉及了生活与时代的方方面面,但创作数量的上升与故事的丰富是否真正代表长篇小说的繁荣?各类榜单评选结果的背后又透露出怎样的讯号?正如好的文学需要揭示而不是表现,长篇小说作为时代的文学号角,不能满足于创作势头的强劲,更需要透过作品一探时代与生存的究竟。

——段崇轩 (摘编自《光明日报》1999年5月20日第6版署名文章《长篇小说的虚弱症》)

长篇小说的定义已经改变?

就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势而言,在2017年,曾经被冷落了一段时间的中短篇小说文体的写作出现回暖。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些中短篇小说集的市场热销以及在文学界的备受推崇上。曾经连续强劲了很多个年头的长篇小说,不仅出现了年产八千多部的惊人数量,而且其中也还有一些作品以其高超的思想艺术品质引发业界的高度关注。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这一年度内,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作品主要包括刘庆的《唇典》、范迁的《锦瑟》、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张翎的《劳燕》、鲁敏的《奔月》、宗璞的《北归记》、严歌苓的《芳华》、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陈永和的《光禄坊三号》、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陈彦的《主角》、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陶纯的《浪漫沧桑》、马笑泉的《迷城》、徐贵祥的《对阵》、李佩甫的《平原客》、须一瓜的《双眼台风》、范稳的《重庆之眼》、王祥夫的《米谷》、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乔叶的《藏珠记》、田中禾的《模糊》、陈斌先的《响郢》、阎连科的《速求共眠》、傅星的《怪鸟》、黄孝阳的《众生·迷宫》、那多的《十九年间谋杀小叙》、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细致地梳理分析这些作品,可以发现,作家们在创作上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双向开拓。

现实题材创作不等同于简单书写现实

以文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www.4473.com,澳门新萄京4473,近年来长篇小说出版数量大幅上涨,从十年前的年均千部到近两年的年均上万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表示,某种意义上阅读长篇小说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则直言:“长篇小说的定义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场面宏阔的文学创作,它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慢’字。有的长篇小说需要写十几年或几十年,太快的话难免会有粗制滥造的嫌疑。但现在一个作家一年能够写一部甚至几部长篇,受到赞扬,成为常态。”长篇小说创作频率的加快必定意味着存在大量可供作家言说的素材,在时代的馈赠下,作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捕捉生活,讲述中国故事。正如雷达所言:“当下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种潮流,就是同步于现实,加强对现实题材的反映,表现出来的就是长篇小说创作全面提速,有的篇幅缩短,有的生产时间缩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或许与2017年是建军90周年有关,在这一年,有一批社会身份殊异的作家,都把他们的艺术视野集中到了对于战争的关注与书写上。刘庆的《唇典》、张翎的《劳燕》、严歌苓的《芳华》、陶纯的《浪漫沧桑》、范稳的《重庆之眼》、徐贵祥的《对阵》等,皆属这个领域值得注意的作品。其中,尤以对现代反战思想的表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表达,最为引人注目。

然而加强对现实题材的反映是否等同于简单书写现实?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说:“现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但不能把现实主义简化为现实题材,并非抓住一个好题材文学价值就先天富有了。处理现实经验很容易,真正上升到现实主义文学是有难度的。无论何种题材的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永远是第一位。作家的思想能力、艺术品味、审美情怀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必要元素,当代作家仍然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对于现代反战思想的书写与传达,在范稳的《重庆之眼》里,集中体现在那位被称为世界主义者的梅泽一郎律师身上。他经常强调自己是一个反对一切战争暴力的和平主义者。到了张翎的《劳燕》中,反战思想则是借助于日记的方式而巧妙地穿插在小说文本之中的。借助于伊恩的日记这种形式,张翎对战争状态下人物一种特有的微妙心理状态进行了真切的揭示与记述。这一段记述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伊恩不断地从不同角度质疑战争的意义。潜藏在人物怀疑思想之后的,当然是作家的一种反战观念。到了严歌苓的《芳华》,现代反战思想却集中通过小说女主人公何小嫚所亲眼看见那种死亡惨状之后的强烈精神反应而表现出来。

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大环境所提供的文学滋养已有别于历史传统,单一并固有的价值取向被多元化解构,个体话语与群体共识间不断发生着碰撞,一条条奔涌翻腾的河流汇聚成了时代的波澜壮阔。作家不再愁于没有故事挖掘,相反看似平淡的日常早已提供了丰沛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从现实中敏感地嗅到文学气息似乎是这个时代作家的天然使命。作家石一枫坦言:“既然身在这个国家,那就完成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文学任务,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可能它就是如此。”长篇小说倾向于现实题材书写,作家们不仅要讲好故事,更要通过故事追溯源头的深刻与复杂,揭示世相百态下的精神困境。白烨表示,对现实题材的选择内含了怎样去认识和处理现实,怎样去阅读和读懂时代。这些问题还需要联系创作实际认真思考,结合具体作品深入探究。

《劳燕》的题材本身,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色彩,因为作家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正是抗战期间中美军队并肩作战的故事。这就已经突出地体现了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味。《重庆之眼》中的战后索赔这一条结构线索明显存在。时间进入21世纪,中日之间关于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索赔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讼。既然迄今无一例对日索赔案胜诉,那类似于范稳在《重庆之眼》中所描述的“重庆大轰炸”索赔案,恐怕就几无胜诉的可能。虽然胜诉无望,但这条结构线索却牵扯出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命题。

不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进入生活

文学要有穿透力和预见性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活跃,繁杂的碎片化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层出不穷的新闻报道、社会事件、大众舆论也不免成为作家笔下新鲜而热乎的创作素材,媒体日益深入地介入文学创作,跟一些随新闻热点的作品也为因此受到诟病。在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上,不少评论家都认为文学题材与社会新闻的关系是当前创作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说:“许多作家在新闻事件中追赶社会热点,好一些的将新闻事件展开,以文学的方式去挖掘人物心灵的成长过程,表现人性的冲突与撕裂,以此来靠近和展现所处的时代。而有的只是罗列事件,成为时代表层肤浅的记录者。”

此前有读者反映,当下中国长篇小说不似传统作品那般厚重与沉实,给人的阅读体验流于表面,空虚、浅显。白烨认为,这是因为作家在对现实的取材中会有“一手”现实与“二手”现实的区别。“一手”现实是切身的生活感受,“二手”现实则来源于社会轶闻。“二手”现实本身并不属于直接的生活积累,使用它进行文学创作导致作家不能真切的投入情感,再加上手法与技巧不够娴熟,文学价值的折损成为必然。白烨感慨道:“赵树理为了写好小说,每年拿出半年时间深入生活。柳青写作《创业史》,在皇甫村一扎就是14年。这样得来的生活感受是亲历性的,作品自然而生动。与他们相比,我们的一些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以生活旁观者的角色在对待和书写现实,这也是一些作品底气不足、生气不够的重要原因。”

当下长篇小说看似持续繁荣的盛况下,有多少作品能真正做到不只是注解情节与人物,而是用扎实的文学功底营造出生活的大气象,直面时代的灵魂,撞击读者的内心呢?韩春燕指出,文学对现实应具有穿透力,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后看到本质性的东西,文学要有这样的能力和预见性。

“70后”作家受益于特殊成长时期

作品质量更具上升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向来以中短篇见长的“70后”作家在长篇创作上越发坚实起来,不断有佳作涌现。石一枫的《心灵外史》、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哲贵的《猛虎图》、卢一萍的《白山》都是2017年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评论家贺绍俊认为,“70后”这一群体恰好成长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是挑战也是机遇。他说:“作为夹缝中艰难成长起来的过渡一代,他们能够把两个不同文化样态的时代特征较好地融合起来,比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70后”作家具有旺盛的创作活力,叙事技巧与文学功力不断进步,作品也凸显了个体对社会的思索,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第十四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上,《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指出,一些作品存在文本架构与人物设置的缺陷,比如不同的人物形象与行为模式过于相似、故事发展脉络不清晰、情节推进回避重要线索等等。张定浩说:“小说家都力图写出现实的复杂,但写出复杂性的同时他们往往不自觉的走向各种各样的简单,很多时候文本的推进是出于小说家的要求而不是出于人物自然的要求。”杨庆祥更直言,需要追问什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应该是通过书写来拆解流行的意识形态或者流行的无意识结构,产生新的结构、新的意识和新的人,而不是顺从已经存在的结构进行简单地模写,这样最终会陷入到媚俗。

其实不只“70后”,任何作家对于文学都有着不懈的探寻。作家梁鸿表示,文学写作是一种慢慢打开的过程,自己对写作始终存有敬畏之心。她说:“无论何种文体,当你真的去面对一个场景,面对一种人生的时候,推动你的是你最初的那种愿望。我也看到文本里面很多缺点,但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开始,我希望能够重新接续到18岁看到那片天空时的感动。”

读者希望能在长篇小说中洞悉社会的足音、体察人性的善恶。繁荣多彩的新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宏大的叙事主题,长篇小说如何逐步走向广阔的未来,作家需要善意而中肯的批评,也需要敢于开创与尝试的勇气。评论家孟繁华对于长篇小说有着“试错”的宽容,他说:“要鼓励作家敢于书写当下生活。现实生活的处理对写作的难度的确很大,没有距离感就没有长时间的观察和酝酿,但好处是当下所有的局限都会在小说里表达出来,这样的矛盾为作家以及文学本身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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