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 忆傅雷-杨绛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选自《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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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杨绛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生死相依的深情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见,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也许钟书是惟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1966年9月2日,饱受了三天四夜批斗后,傅雷宁死不屈,在绝望中想到了死亡。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朱梅馥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丈夫,她知道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也无法拯救傅雷,想着未来还会有无数的惨无人道的批斗,就不禁绝望,朱梅馥选择了与他一起赴死。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丈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便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罗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制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最后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她对保姆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乾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傅雷爱吃硬板。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罗阿①〔莫罗阿(1885—1967)〕本名埃米尔?赫尔佐格。法国传记作家、小说家。传记体小说主要有《雪莱传》《拜伦传》《雨果传》《服尔德传》等。曾把服尔德〔服尔德(1694—1778)〕通常译作伏尔泰,法国作家、哲学家,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者。他的作品猛烈地攻击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对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积极影响。在莫罗阿的《服尔德传》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在法尔奈有如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但是狡猾的野兔,在政治场中往往曾令狮虎却步。”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着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①〔叵(pǒ)测)〕不可测度。叵,不可。、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刚第特》〕又译作《老实人》,服尔德在1759年写的著名哲理小说。老实人在其生活经历中得到启示:工作可以免除烦闷、纵欲、饥寒。书中的最后一句是:“应当耕种我们的园地。”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做他的翻译工作。

“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①〔十七帖〕著名草书法帖。原为唐太宗集藏王羲之草书书卷之一。是世传王羲之草书代表作。今存有翻摹的宋拓(tà)本。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傅雷的一生,虽说深深浸润西方精神,但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生。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他的死,他的“自绝于人民”,大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品格。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蹩扭。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说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路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朋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朱梅馥夫妇,干净了一生,最后的死,干净得更让全世界震惊。这一年,傅雷五十八岁,朱梅馥五十三岁。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佛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看过遗书手稿的作家叶永烈说:“遗书那么长,没有改过一个字,一口气写下来”。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提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和来自骨子里的爱跟随在丈夫的身后,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那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半点的不满和抱怨。

  1963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域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1964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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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平静地交代身后事: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亲戚寄在家的东西被抄走应付的赔偿。他们不仅连自己的火葬费都事前准备好,在这封遗书中,傅雷夫妇还三次道歉,为姑母、为三姐、为遗书的托付者朱人秀,“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在傅雷为数不多的朋友中,钱钟书和杨绛算是和他交往相当密切的两位了,所以杨绛笔下的傅雷是极生活化的傅雷,他过着自己的平凡生活,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但就是在种种生活细节中,我们仍旧可以体会到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严厉专制的教子方式、热情真挚的处世原则……

在生无可恋的时候,他们还想着不给别人添麻烦,还想着尽量不要拖累和亏欠别人。一个人要有何等的境界,才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能够从容地保持自己的教养,这样的灵魂是多么难得。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结合《傅雷家书》以及前面读到的相关文章,谈谈傅雷留给你的印象。

许多年后,他们的儿子傅聪说,他当时也很清楚,以父亲的性格,他的死是必然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不应属于妈妈,他说:“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积累下列词语

柯灵曾用这样的句子给傅雷描绘了一幅肖像:“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余悸蹑足矫情讥诮怫然人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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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谏如流虚怀若谷

“只见愁容,不闻笑声”童年阴影影响一生

傅雷,1908年4月7日出生于上海,因出生时哭声洪亮,如同打雷一般,所以取名傅雷,字怒安,号怒庵。

他四岁那年,父亲因受诬陷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肺病已入膏盲,更以含冤未得昭雪,郁闷去世。母亲在承受丧夫之痛的打击下,再无精力照料膝下的四个孩子,最后只剩下长子傅雷,其余全部夭折。

母亲李欲振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儿子身上,严格得近于苛刻,因为不好好念书,一天深夜,母亲竟然把傅雷包裹得像个粽子,准备投入水中。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竟不惜用滚烫的烛油去烫他。傅雷曾用“只见愁容,不闻笑声”来形容自己的童年,这种痛苦深深地烙在了傅雷的心里。

这样的经历和思想,让他的坏脾气出了名。他不苟言笑,如他的名字一样,性格刚烈,嫉恶如仇,说不了什么时候就会发雷霆之怒,身边的朋友故意把‘老傅’喊成‘老虎’。

傅雷的孤傲,使得他既不屑与庸俗妥协,又不屑向权势低头,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念了中学的傅雷就参加了各种学生运动,但随着校方的严厉管制,傅雷的母亲生怕他受到牵连于是赶紧把他带回了家里,知道后来风声停息了些才继续返城念了大学。

朱梅福和傅雷是远房表亲,自小青梅竹马,互生情愫。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14岁的朱梅福与19岁的傅雷定亲。

然而,在浪漫之都巴黎,远离家乡享受自由气息的傅雷和一位法国女子“谈起了恋爱”,甚至写了一封毁婚的家书,决定抛弃小表妹。可不久他就发现这位新女友的放荡,又因伤害了表妹自感无法回头,意欲自杀。幸亏好友刘海粟扣信不发,并及时赶到,告诉他他还有机会和表妹携手今生。自此他才醒觉,与表妹的爱情才是恒久的真爱。

1932年,傅雷学成回国,与表妹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嫁给傅雷之后,傅雷给她取了个法文名玛格丽特(即歌德《浮士德》女主角),并嫌她的原名俗气,为她改名“梅馥”,暗含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意:“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自此,她的一生就属于他的了,并用自己的暗香,芬芳弥漫了他的一生。

1928年,傅雷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他去往了法国的巴黎大学,在那里学习艺术理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为他后来创作和翻译各种名著有着深远的影响。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回忆朱梅馥时就写道:

“ 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在儿子及诸亲友眼里,朱梅馥“像菩萨”,一辈子善良得不近情理。

好友周朝桢也说:“像梅馥这样的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第二人。用上海人的话讲,她是阿弥陀佛,活菩萨。她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听音乐、看书画、读英文小说都起劲,但性格却完全是旧社会那种一点没文化的贤妻良母式的典型。”

傅敏说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浩荡,也能忍”。

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刘海粟回忆。

朱梅馥性格温和有一副菩萨心肠,但傅雷不是,他的坏脾气和他的才华一样闻名,一样令人“闻风丧胆”。

当年傅雷赞美杨绛的翻译不错,杨绛出于礼貌说了一些谦逊之词,傅雷非常不高兴,说“杨绛,要知道,我是不轻易赞美别人的”。

他一生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学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者改动一字一句。

傅雷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但他的教育方式又是“粗暴”的,严格得近乎残酷,稍有差池,非骂即打。

傅聪小时候也爱玩:琴上放着谱子,他有本事同时看《水浒》,父亲在三楼从琴声察觉出异样,下楼来一看,抓住了傅聪。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

打个耳光这是普通的。有一次,傅雷竟然把傅聪绑在自己的家门口,让邻居们都看到傅聪不听话,以此警告傅聪。

1953年正月的一天,傅聪和一帮小朋友在家里弹琴,他们互相观摩、切磋技艺,傅雷在一旁听。当小朋友们走后,傅雷生气地对傅聪说:“你弹得不好,在小朋友当中很丢脸,你学习不认真。”

傅聪不服,傅雷的言语就更激烈了,傅聪因此负气离家出走,到小提琴演奏家毛楚恩家里住了近一个月。

《傅雷家书》中显示后来的傅雷对其教育方式非常悔恨。在《傅雷家书》第一封信里面说:“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朱梅馥则告诉儿子傅聪:“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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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善良,非常浩荡的奇女子

1939年的时候,傅雷认识了一位叫成家榴的女子,她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容颜和声音让傅雷如痴如醉,直呼女神,这就是他的爱,看着每天丈夫满脸喜悦之情,望着他瞳孔里投射出的爱意,朱梅馥什么都明白了,但她和当年傅雷爱上玛德琳之后的态度一样,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依旧照顾两个孩子。

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受了多少委屈,但她不争不吵不闹。

后来成家榴去了云南,傅雷就犹如一个身体被抽空了人,没了思想和喜怒哀乐,只剩一具空壳,当朱梅馥看到这些的时候,她知道这是心病,解铃还须系铃人,于是,朱梅馥竟然自己打电话给成家榴,用诚恳的语气对她说道:

“ 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

成家榴来了,坐在他身旁。他果真安心地写下去了。于是,一个在厨房洗切斩剁,一个在书房流光溢彩。

在他们的婚姻里,一人永远忍耐自己,满足另一个人的要求,一个人永远让另一个人臣服自己,霸道地制定规则,另一个人无条件遵守。这样的爱情未免太霸道,太不对等,也似乎缺少了对彼此的尊重。

朱梅馥以强大的力量包容着傅雷,而并非忍耐。包容是什么?是我比你强大的,我是可以离开你的,只不过因为我的善良,我对你的爱,我选择留下来。而忍耐是什么?是我没有其他办法,我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只能忍气吞声,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朱梅馥的隐忍,绝非旧时代女性的愚忠。多年后,当傅聪面对爱情与婚姻问题时,她才在信中对儿子述说道:

“那时你5岁,弟弟2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

这个沉静而美好的女子,用菩萨般的修行,包容平复了人间才子那颗曾经感情澎湃的心,终于成为他真正的终身伴侣。她说:

“ 我们感情还是那么融洽那么牢固,现在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有些帮助,这是我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尽管中途傅雷一度有要放弃妻子和家庭的念头,但面对这样一个灵魂,无辜的、宽容的、手无寸铁的灵魂,傅雷被震慑了:他看到了自己的虚弱和无能。

自此,傅雷再也没有辜负过朱梅馥,他开始慢慢学会了感恩,懂得了妻子的可贵。他开始把朱梅馥的相片和自己的相片一起,摆在他的书斋里。他说:

“ 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向把我养在花房里。”

而成家榴也是同样,最后她选择离开,远走香港,一生未嫁。

许多年后,朱梅馥对自己的儿子傅聪袒露过自己当年在面对各种外界干扰时的心境,她在信中写道:

“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朱梅馥懂得傅雷,她心疼眼前的这个男人,她知道傅雷成长的轨迹里缺少某种爱,她也深知傅雷性格中的缺陷,这一切,她都懂,所以,她不争,她用自己的赤子之心来感化傅雷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晚年的成家榴曾对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说:

“ 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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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风骨

新中国成立之后,傅雷也一直发挥着他的才学,但随着各种运动,性格刚毅的他自然受到各种冲击。

1957年,傅雷被指为亲美反苏急先锋、“中间路线”的代言人。他被戴上各种帽子受到批判,次数多达十几次,一直到半夜,傅雷也没有回家。朱梅馥忧心如焚地等待着,因为她深知傅雷的性格,他是一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她生怕他再也回不来了。

很久很久以后,终于有了敲门声。进门后,傅雷只是和妻子黑灯对坐,默然无言。良久,才长叹一声:“如果不是因为阿敏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傅雷过关,好心暗示傅雷不妨将检讨的调子定高一点,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给人“认识深刻”的好印象。

但是傅雷并不接受这样的好意,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周又让柯灵前去说服,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正如杨绛所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

正如陈丹青所说:他们当时的所谓罪名不至于死,但不肯受辱。古人受死的罪名通常来自朝廷,文革的侮辱直接来自单位、同事、朋友、亲属……甚至来自大马路上。”甚至在当时,傅雷夫妇属于自绝于人民,死亡依然没能解脱他们的灾难。

直到1979年4月,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分别举行了傅雷朱梅馥追悼会,著名剧作家柯灵致悼词,宣布傅雷平反,傅雷的骨灰也由此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雷骨灰移葬革命烈士公墓时,朱梅馥因身份不符,未能合葬。傅敏只能将父母的骨灰,暗暗各取一些融入彼此盒中。

1981年,《傅雷家书》出版,遂成为轰动性的文化事件,三十年来畅销不衰。

2013年10月27日,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这对至死不渝的伉俪终于得以葬于一穴,长眠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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